starting from fundamentals.

缘起：出于对宏观研究的热爱，研一下选导师的时候便投拜在宋国青门下，相比于中心一些老师的圈养模式，老宋对学生的管理方式是：自由的放羊。我们这些小羊羔为了避免挂在老宋名下有名却无实之嫌，自然要看看老宋以前都作了什么研究，于是乎，从图书馆里搬出了很多以前老宋和易纲带领的宏观组写的论文集，不料，竟看的津津有滋味，这学期，在新书阅览室无意中看到一本介绍伯南克经济思想的书，我竟也发怀古之幽思，联想起老宋易纲诸人理论，发现两大央行总管的共同之处甚多，于是乎我冒出了一个想法，一定要写一篇两人的比较研究，此后，想法脑中盘旋好久，却迟迟没有动手，但仍然欲罢不能，暑假得闲，把资料收集齐全，利用每晚的时间，边看边写，于是有了下文。此文近似口水文，本人的创见就是把他俩的创见整到一起，其余并无本人创见，反而可能出现误读。我好像是个媒婆，撮合他俩，至于能不能让他俩产生化学反应，则有赖于各位看官的思考了。因此，本文权作引路，也较为浅显，博得一乐一思即知足尔。中美两个大国是当今以及未来引领世界潮流的国家，而中美两国央行更是拥有操控经济的巨大力量，作为中美两国央行的要员，易纲和伯南克便十分引人注目。由于二人出身学院，都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和修养，对于经济形势都有自己理论上的分析和判断，因此，当他们执掌帅印的时候，便有可能将自己的理论付诸实践，因此我们如果希望对中美两国未来央行和联储的政策行动有前瞻性的理解，我们必须要了解二人的理论。恰巧的是，此二人在理论上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这为我们的了解平添了几分趣味。

首先来看易纲的学术思想。

易纲的学术思想以书籍出版的主要包括《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为2003年出版。这本书大致上涵盖了其从1977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读本科，1982年到美国伊利诺斯大学读博士，再由1994年－1997年在经济中心进行学术研究以及1997年在央行和中心进行研究的成果。在30岁以前，他的研究领域主要是计量经济学，是在美国谋生拿终身教职之用。30岁之后，没有生计之苦，可以安心做学问了，对于中国经济特别是宏观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在经济中心作出的。因此还有三本书非常值得关注，就是他在经济中心和宋国青等人建立宏观组带领学生对中国的宏观经济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研究之后所得的论文集，书名是宏观组论文集《1998－2000中国通货紧缩研究》，《宏观政策调整与坚持市场取向》和《2005年预防通货紧缩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研究》，2004年其任央行行长助理，开始正式担任央行要职。1994年到2004年可以说是十年磨一剑，这十年间易纲不但紧跟西方经济学发展前沿，同时也深入研究了中国的实际，使他不仅建立了自己较为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并且也铺就了他通往央行之路。

易纲的研究范围基本集中在金融领域，由计量打底，进入货币化进程的研究，再到汇率（尤其是对1997年期间汇率走势的判断），到金融体系，银行改革，题目越做越大，直到整体宏观政策和经济增长与发展。虽然集中在金融领域，但细分领域仍然是十分广泛的，并且很多内容具有强烈的时代背景，都是根据当时具体的经济形势给出的分析和判断。基于此，我打算从两条线路来归纳易纲的学术思想。一条主线是以其核心的思想为引导，归纳他从1988年开始一直到2005年基于对产权的深入认识而发展出的理论。这也是与伯南克学术思想进行对比的主要着眼点。另外一条主线是按照时间顺序归纳他从1988年至今，在重点年代如1997年，1998年等进行的宏观分析，这部分因为具有时代性，所以并不是本文的重点关注对象。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开山之作——《市场效率与产权界定》（1988）。

这是易纲用中文写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虽然现在看来较为浅显，但用他的话来说“至今仍然令人兴奋”，因此我猜想，这篇处女作对他以后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或者说，这成为他以后进行此方面学术研究路径依赖的起点。
这篇论文的基本思想是：首先从一般均衡的理论出发，市场机制产生的竞争均衡和帕雷托最优是等价的，同时针对兰格的社会主义模拟计算也可达到帕雷托最优这一论点进一步指出市场机制达到帕雷托最有所用的信息最少，因此优于计划经济。其次，从新制度学派的角度引入交易费用这一概念，认为市场机制达到帕雷托最优所需的交易费用是最低的。从这两方面引出市场形成的重要性以及产权的界定作为市场形成前提的重要性。具体来看，产权界定清楚可以使积极性内化，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以及形成稳定预期。而进一步，产权界定的程度是处理公有和私有的关键之处,完全的私有和国有只是两个极端，而一个社会应该根据自己的目标函数来选择私产界定的最佳程度。这也是在当时对于破坏公有制仍然敏感的时期提出私有产权界定与公有制并不矛盾的圆通说法。其主要目的是倡导产权改革。

在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于产权改革的争论可谓热火朝天。在这里需要提到的是林毅夫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他认为西方经济学从马歇尔开始所建立的理论体系事实上有充分信息，没有交易费用和企业有自生能力这三个前提假设之下，科斯引入交易费用，斯蒂格里茨引入不完全信息和不对称信息放松了前两个前提，而林毅夫认为在研究中国的经济问题时需要放松第三个假设，即中国的国有企业大多是没有自生能力的，所以只有剥离了政策性负担解决了自生能力问题之后才能进行产权的改革，具体来看，剥离政策性负担的做法是可以将企业分类处理，如对于国家有国防等方面重要作用的企业需要国家的支持，对于拥有人力资源优势的企业可以进行转型（如原来为军工企业的长虹和嘉陵），对于没有转型能力的企业进行破产等。这是其与张维迎以及易纲等人理论上的很大区别。从企业史的角度来看，九十年代产权改革理论界风起云涌的争论中中国现实的企业改革呈现出复杂状态可以在吴晓波的《激荡三十年》中感受到。

回到易纲，在产权改革上他关注的领域主要在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在2002年与后来到哈佛大学念博士的郭凯合写了论文《中国银行业改革思路》，其背景是中国刚刚加入WTO，中国银行业在不久的将来对外资开放，朱镕基将要把中国效率低下的银行业直接推到世界资本市场的风口浪尖，而如何在五年的过渡期之内以较小的成本实现银行业的成功改革便成为当时的关键。易纲在指出中国的银行业存在不良资产率高潜在金融风险较大，银行资源配置效率偏低，货币政策传导不畅，以及中资银行有被边缘化的危险等问题后，分析了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产权缺陷和公司治理缺陷。由于银行所有的损失最终国家通过财政来承担和银行具有政策性负担等多重目标，又经理的行为是仕途最优化和风险最小化而非利润最大化，使经理能够在出现损失时推脱责任或对中小企业惜贷以降低风险。同时在公司治理方面管理层级过多，上层对下层控制力弱，以及人事安排上行政化而缺乏效率。

针对上述提出的改革措施核心观点主要是在尊重历史路径依赖的前提下，在产权上下功夫，主张大银行整体改制，对外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境外，民营战略投资者和地方政府），对内吸引民间资本对现有的中小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和城市信用合作社）进行改造。如果难以实现整体改制则可考虑拆分方案。同时警告在产权多元化之前，不要轻言注资。

在1998-2005年间，易纲率领中心宏观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对中国的通货紧缩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像是行驶在大浪中的小艇，虽然速度飞快但却大起大落，并且经济周期的高峰与低谷都与行政力量密切相关，对于宏观经济大起大落病因的剖析直接决定了会采用什么样的措施。这可以说是易纲理论中的核心，也是其领导下的央行控制宏观经济的重要依据。易纲提出了通货膨胀-紧缩-膨胀三周期模型来分析这一问题，可以浓缩为下图。对于通货紧缩以及通货膨胀在西方经济学界有许多理论予以解释，比如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费雪的理论对易纲等人有重要的影响。

易纲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自己的理论，虽然难以完全是原创，但仍然一针见血的抓到了问题的本质。其理论是从产权缺失的角度来诠释中国经济的波动。这里产权缺失的角度是指在产权界定不完全的情况下，政府的干预使许多重要生产不能得到市场的定价，而出于政治前途考虑，政府往往会利用行政权力来扭曲投资成本，不计投资效率扩张投资规模，刺激任期内的经济增长，银行产权不清晰也会放大这种投资扩张，结果经济在当期就面临通货膨胀的压力。由于投资低效，第一期的过度投资会导致第二期的过度供给，而需求由于投资低效得不到同步增长，于是经济很快就产生通货紧缩的压力，并由此引发银行坏账和各种隐性赤字，如果无节制的持续下去，这些银行坏账和隐性赤字最终还需要中央银行发行货币来弥补，这意味着长期经济会再次面临通货膨胀的危险。在2005年的论文集《预防通货紧缩河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研究》整本书就是按照这样一个统一的逻辑框架来分析中国80年代到2002年的通胀-通缩交替的状况。

对于伯南克的经济思想的归纳的分析，我主要借助的是伯南克最重要的若干篇论文，以及国内近两年出版的仅有的两本专著，一本是向松祚和邵智宾合著的《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另一本是王宇著的《伯南克时代——格林斯潘之后的美联储货币政策展望》。这三个来源基本上可以将伯南克的经济思想了解个三分。

向松祚和邵智宾在其开篇即提：“伯南克的货币理论和政策哲学之重要性，约有三端。其一，他是新凯恩斯经济学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新凯恩斯经济学继承凯恩斯重视真实世界局限条件之优良传统，摒弃古典经济学“货币-真实经济二分法”的假说，致力探索市场不完全性（摩擦）如何左右经济运行，实乃近二十年来经济学最活跃、最重要之进展。 其二，伯南克多年潜心研究之重点是资产价格动荡时代之货币政策，简言之，货币政策如何应对资产价格动荡，以实现总体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目标。其三，伯南克接替格林斯潘成为美联储主席，纯粹经院出身的经济学者执掌联储帅印，他是第二人。第一人是阿瑟伯恩斯。 ”

伯南克的成名作是《金融危机之非货币效果如何加剧大萧条之蔓延》，透彻理解大萧条是伯南克长期为之着迷的重要课题。这与易纲长期以来的研究重点有着非常相似的地方，易纲的研究重点是探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剧烈的宏观波动的原因，并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对波动机制的理解，而源头是产权。那么，伯南克又是如何分析大萧条这一剧烈的经济波动现象的呢？由于金融市场不完善，各种类型的贷款者和借款者之间，若要完成金融交易，必须借助市场创造（marketing-making）和信息收集（information-gathering）,此类服务收费不低，1930-1933年金融体系的全面崩溃使市场创造和信息收集的效率急剧下降，真实融资成本非常昂贵，许多借款者（尤其是家庭、农场主和小企业）发现融资非常困难，获得信贷极为困难。可以说，正是这种信贷紧缩将经济下滑转变为大萧条。这是这篇论文的一个基本思想，这可以说是伯南克最重要的一篇论文，决定了伯南克以后学术研究的基本方向。

而在这里我们可以做一些有趣的比较，我以为，在易纲和伯南克对于其学术方向的把握上以及他们学术思想的来源和基础上，甚至是对于经济波动的认识上，都有深层次的相同之处。伯南克假说的思想来源之一便是费雪的“债务—通货紧缩”机制，而如果翻开易纲的著作，我们便会发现，费雪的这套理论也是其重要的思想基础，他是借鉴了费雪的分析方法，结合到中国实际的问题上，产生了他的理论。费雪解释大萧条的“债务——通缩”机制并没有在当时引起足够的重视，然而这两人却殊途同归的用到了费雪，此其一。

其二，从伯南克和易纲理论的基本要点来看，他们关注的都是制度安排。在对于大萧条原因的分析中，最权威的便是弗里德曼和施瓦茨在《美国货币史》中给出的解释。他们认为重心是银行危机，这又分两个渠道，一是银行危机导致股东财富下降，降低股东的消费和投资，二是银行危机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减少，触发严重通货紧缩。

伯南克用实证研究反驳了弗里德曼的理论，认为这并非关键原因，将货币供应量转向金融制度安排，利用了不对称信息经济学的成果，并指出：“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体系之制度安排，并非一层面纱，它们深刻影响交易费用，从而改变市场机会和资源配置。”伯南克在其后的论文《信用、货币和总需求》中，将信用市场纳入到总体宏观经济模型，从一般均衡角度考察信用市场冲击对总体经济的影响，这其实是其对于大萧条实证研究的模型化，也是他认识到的制度上的原因。同样，我们便对易纲的理论有了点感觉，可以看到，基调是一样的，都是探讨制度原因，易纲其实是把中国二十多年宏观经济剧烈波动的原因归结到了产权不明晰所引发的信息错位，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想，如果解决了产权不清上的重要问题，那么下一步，央行关注的重点是不是就会转向到类似于伯南克分析的道路上，这，或许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其三，他们都关注货币传导机制。货币传导机制是货币理论和政策的核心，所谓货币传导机制，就是要看货币在经济波动或增长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在古典经济学者的眼中，货币是中性的，在凯恩斯眼中，由于名义变量（这一概念来自于费雪）不可能无限制的随货币量而变动，比如名义利率不能为负，所以货币量的改变肯定可以改变真实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即否定货币中性。在货币主义者眼中，货币是长期中性的（短期会影响真实经济）。在伯南克（新凯恩斯主义者）看来，对于货币传导机制的考察最终归结于对金融、货币制度的考察。具体来说，货币传导机制需基于明确的成本理念，只要存在市场摩擦，对企业来说就会出现额外的外部成本，而金融制度或货币制度的安排，最终决定了外部融资额外成本。这是他的逻辑，有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意思。但他基于他提出的外部融资额外成本指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两条渠道：一是企业资产负债表，二是银行借贷渠道。这两条会对外部融资额外成本产生影响，一个是内部的，一个是外部的。在中国，易纲和林毅夫也认识到了这一点，这深刻的体现在林毅夫对于中国金融制度安排走向的认识上。按照林毅夫“比较优势”的理论，中国目前的产业优势在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上，金融企业的效率是把资金配置到经济中表现最好回报率最高的部门中，因此与中小企业相配套的金融体制安排就应该是地区性的中小银行为主体，而不是现在的以国有四大银行为主的体系，目前的国有四大银行的制度安排使大型国企的融资成本变得很低，但中小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却很大，由此可以牵出许多话题的讨论，比如90年代的三角债等（其根本原因便是信贷紧缩使中小企业从银行借不到钱而发明的办法），按下不表。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林、易两人与伯南克对经济体系考察的相同之处。

其四，伯南克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贡献是发现了信用市场成本-经济周期波动的金融加速器机制（BCG model ）（1989）。这涉及到对于资产价格动荡原因的探讨，即构造一个动态一般均衡模型，从内在机理和数量分析两个角度厘清信用市场各个变量的内生变动，放大和扩展宏观经济的动荡。经济中心的学者如易纲、宋国青在2005年出版的论文集中也重点关注了资产价格的波动和金融加速器与中国经济波动的关系。在蔡辉明的文章中《金融加速器与中国经济波动》应该了类似于伯南克的框架，但在这方面还无重大的突破。

最后要讨论的是伯南克的货币政策哲学——灵活的通货膨胀基准目标。货币政策需要明确、简单的准则，这准则无非三种：一，以某种货币量为目标；二，以某种价格水平（通胀或通缩）为目标；三，以汇率为目标。欧元之父蒙代尔是汇率为目标的坚定倡导者，其倡导固定汇率制。而伯南克则倡导第二种。他的所谓“灵活的通货膨胀基准目标”有三个要点：一，货币政策必须致力于实现既定的长期通货膨胀目标，长期价格稳定是货币政策首要的目标；二，在致力于实现长期通胀目标的约束下，短期内央行的政策有一定的灵活性，以追求其他目标；三，货币政策决策者必须保证政策充分开放和透明，即基准目标要求。伯南克认为，这样的货币政策框架提供了统一的货币政策架构，既能实现正常情况的货币目标，又能防止和缓和金融危机。比如说，在资产价格大幅上涨出现泡沫的情况下，资产投机者知晓联储会逆时而动为维持经济稳定而提高利率，则必然在预期上遏制投机势头。但是，格林斯潘却并不认同这样一种观点。2001年他在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会议上所作的《货币政策的透明度》演讲中指出，“对一些产品和服务，如软件和信息服务，进行合理定价比较困难，这使得对价格通货膨胀进行测量的技术 和方法明显滞后于技术进步对价格的影响，这种侧量不准的问题意味着，一个量化的通货膨胀目标可能代表着一个没有实际意义的，甚至是错误的目标。”对于伯南克基本的货币政策思路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但这并不妨碍伯南克执行其思路的道路。当然，上述所提到的只是美联储货币政策中的一部分，伯南克接过来的是格林斯潘传下来的烫手的山芋，对于应对复杂的宏观环境和问题，伯南克都有自己的认识，这不是本文所能涵盖。

易纲和伯南克可以说都是学院出身的货币官员，其对于经济的认识以及由他们各自的理论所得出的判断必然会影响他们日后在央行以及联储工作的方针和思路。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理论对于我们判断两国货币政策走势会有一定的帮助，至于今后他们对经济形势的把握和控制是否会实现他们既定的抱负，我们也将拭目以待。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伯南克还是易纲，他们所面临的现今的全球宏观局势比以往要恶劣和复杂，因此，现实也不可能允许他们任意发挥自己的理论，由于他们都清晰的认识到理论在现实应用中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因此在政策的操作上应该会更加的灵活和务实。但不管怎样，知晓他们的理论至少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的坐标，根据这个坐标，我们会更加清楚他们制定政策的由来和动机。

后记：写完后看了一遍，发现内容的确非常浅显，很多内容的细节我自己还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但是由这个题目出发，我发现自己给自己打开一片天地，似乎有更大的热情去了解易纲的理论，美联储的政策制定机制，凯恩斯的通论，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以及各国的金融史，相信并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细节性的思考呈现出来。